罗马教皇

罗马教皇方济各在2013年3月13日当选罗马天主教会第266任教皇。他不仅是1200多年来第一位来自欧洲以外的教皇，也是第一位受命领导教会的耶稣会成员，又是第一位以亚西西圣方济各为名号的教皇。

发表时间： 21/04/2025 – 10:20更改时间： 21/04/2025 – 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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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任教皇之初，方济各就表明自己独立于梵蒂冈的一些传统渠道，多次出语惊人，不仅表现出他的虔诚、富有魅力，也显现了他致力于救助穷人的愿望。方济各格外关注穷人和最贫困群体的社会行动，并迅速着手对罗马教廷、梵蒂冈政府进行了改革。教皇呼吁建立一个更接近穷人和外围地区的教会，将南半球国家作为其使徒之旅的首选。方济各也是第一位穿着简单白色法衣现身的教皇，他放弃了教皇应该享受的一些礼仪标志。

除了衣着上的简朴作风，方济各也在生活的其他方面展现了简单的风格如：他从未在前任使用的梵蒂冈宗座宫居住，更愿意住在清静的地方；他经常邀请无家可归者、甚至囚犯一起共同进餐。。。

在其执政的十多年时间里，方济各在多个领域打破教会传统观念，以尊重教义为前提，对教会实施改革，并在关于牧师婚姻、避孕、堕胎、离婚、恋童癖以及同性恋等诸多颇具争议性的议题上表现了教廷的全新看法。他的种种不合常规的做法引发批评之声；教廷内部也不乏非议，更有人对教皇这个职位被“去神圣化”而感到遗憾。

方济各与中国

访问中国，是罗马教皇方济各一直以来的愿望。他认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具备超越不同制度体系展开对话的能力。他对中国表示景仰和尊重。从时间上看，方济各与习近平似乎有着某种缘分：方济各于2013年3月13日在罗马当选，成为历史上第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阿根廷）的教皇；一天后，也就是同一年的3月14日，习近平在北京的两会上当选为国家主席。此后，中梵双方曾有接触，关系发展虽然缓慢，却也有突破，建交议题一度被提上日程。

中梵之间最大的矛盾是主教任命权：传统上，教区的主教由教皇任命，决定权在教廷。而中国却坚持“自封自圣”-由政府认可的人来任主教。

实际上，主教任命权本身也是教会与欧洲君主斗争后的产物。中世纪的教会拥有极大特权，主教并非单纯的神职人员，因此教廷与君主之间自然就主教任免权展开竞争。1075年，教皇额我略七世颁布“教皇训令（Dictatus Papae）”，确立“唯有教皇能罢免与任命主教”的权力。训令虽出，实际执行上却不尽如人意。直至近代政教分离完成，19世纪中叶，教廷才真正得以行使全面任免主教的权力。

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掌权之后，北京与罗马教廷断交。许多天主教徒被迫转入地下活动。随着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教廷自然热切希望能与中国重修旧好，并非常重视香港的中间角色。1988年，香港教区主教胡振中获教皇保罗二世任命为枢机，随后的2009年和2012年，陈日君和汤汉两位主教也先后获此一任命。这种情况极为罕见，在东亚地区实属唯一。近数十年来，香港与内地的天主教会人员频繁往来，可见梵蒂冈希望建交之心切。

2014年，中梵恢复官方接触，关系于2016年出现解冻，双方就任命主教事宜进行了多次交流。不过，中国打击境内教会的情况也愈发严重，多次以“建筑违规”为由，拆除大批教堂与十字架。

估计数字显示：中国约有1,000万至1,200万天主教徒，他们被划分为官方“爱国”教会和宣称效忠教皇的地下教会。在1951年中梵断交之后的数十年里，中共对宗教信仰的控制起伏不定，自2012年习近平上台以来，更加强了对包括天主教在内的宗教的管理。数十年来，梵蒂冈一直希望统一在中国的教会。被视为开明派的教皇方济各接任后，便对中国展示友好姿态，多次表达访华意愿，并赞扬中国“伟大文化“和”无穷的智慧”。

2018年初，传出中国与梵蒂冈就主教任命的框架协议准备就绪的消息，为双方关系带来历史性突破，并有望重建中梵断绝了近70年的外交关系。同一年的9月，双方宣布就中国天主教的主教任命问题签订了“临时性协议”，该协议的详细内容未予公布。但大致情况显示：该协议要求中国正式承认教皇在罗马天主教会的权威，以及他对中国主教的最终决定权。反过来，梵蒂冈将承认以前由中国政府任命并被教会逐出教会的主教的合法性。此项临时协议达成后，先后两次续签。

香港教区荣休枢机主教陈日君多次在媒体上高调公开表态，批评教廷不顾神权底线与中共妥协的做法，是“可悲的投降”，出卖了中国地下教会的教徒，逼他们“走进鸟笼之中”。更有评论强调：梵蒂冈在中国面前低了头：北京与教廷关系的历史性解冻，牵动的不仅仅是天主教内部的宗教利益，它还涉及到中国的全球政治、外交以及两岸关系等一系列重大议题，体现的是罗马教廷与北京政府之间的利益交换。

值得注意到是：曾在2018年盛传的中梵建交谈判已接近尾声的消息，在时隔数年后的今天，始终未能变成现实。

方济各不顾高龄对亚洲多国展开巡访

迄今为止，尚没有任何一位教皇到访过中国，只有教皇保罗六世曾在1970年短暂到访过香港，当时香港还是英国殖民地。教皇方济各上任后，一直持续表达出访中国的愿望。

2024年9月，年近88岁高龄的教皇不顾年高体弱，对东南亚和大洋洲展开了为期12天的巡访。走访的国家有印尼、巴布亚新几内亚、东帝汶和新加坡。此次行程约20,000英里。是方济各担任教皇以来行程最长的一次访问。此前一年（2023年）他曾访问蒙古国。

实际上，从2013年方济各就任以来的出访行程不难看出：从北方的蒙古共和国，到韩国、日本、菲律宾、泰国、缅甸、哈萨克斯坦以及印尼、巴布亚新几内亚、东帝汶和新加坡，所到之地恰恰对中国形成了一个包围圈。多次到了中国的大门口，某种意义上显现了他渴望到访北京的愿望。

遭遇了几次健康问题的方济各，坚持访问以亚洲为主的“外围地区”，这些国家都有不少天主教徒，其中新加坡的40万天主教徒中，有不少华裔。到访新加坡被视为是向北京示好的姿态。法国媒体注意到：教廷不断向北京传递信息。2023年访问蒙古时，方济各曾向媒体表示，中国社会对教会的认知不足，仍然将天主教会看作是舶来品。应当努力避免让中国人以为天主教会不接受中国自身的文化或价值，或者以为教会依附于其它外国势力。

2024年对东南亚多国的访问吸引了大批信众。教皇到访时，东帝汶几乎一半人口参加了教皇主持的弥撒。在印度尼西亚这个穆斯林国家，弥撒竟吸引了10多万人，当地主要清真寺的大伊玛目亲吻了教皇的额头，教皇则亲吻了他的手，伊斯兰教的东道主与到访的天主教领袖的这种交流传递了四海皆兄弟的信息。

方济各出访的目的当然是传播福音，与虔诚的天主教徒建立联系。他深知：基督教在亚洲，乃至全世界的未来也取决于福音在多大程度上渗透到中国的文明中。教皇对东南亚的访问，瞄准的却是中国，他梦寐以求的终极访问目标是北京、上海等地。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人类学家和天主教神学家米歇尔-尚邦 (Michel Chambon)对教皇方济各热衷于为期12天的东南亚四国访问做出分析认为：应该从宗教和政治两个方面作出解读。除了展示教皇、普世教会和亚洲天主教徒之间的共融，重申世界上所有天主教徒的团结、鼓励当地天主教徒认真对待宗教间对话、气候变化以及社会正义之外，最重要的显然涉及地缘政治。也就是围绕宗教间的问题、拒绝战争或与环境展开斗争等主题向世界大国发出信息。中国也高度关注教皇的东南亚之行以及他在普遍主权问题上的具体立场。

教皇始终扮演着两种角色：即为道德宗教领袖，也参与政治问题。北京仔细地观察教皇如何参与公共利益服务、缓和各种紧张局势、以及在地区政治平衡中的作用。天主教会在世界各地都有信徒，并且非常关注全球地缘政治的变化，其中北京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教皇方济各在与中国和解方面富有创意且执着，取得一定成效。应该说，与北京签署的临时协议（特别是关于中国主教的任命，于2018年签署，然后于2020年和2022年续签）就是最好的例证。

令人遗憾的是，方济各期盼到访中国，却因种种原因而始终未能如愿。

后事安排：简化葬礼且不葬在梵蒂冈

教皇方济各曾对自己后事做出安排。2024年4月，87岁的教皇批准了新版安葬礼仪，并宣布：他将放弃传统、华丽以及繁琐的安葬礼仪。过世之后不会葬在梵蒂冈。

媒体认为：教皇宣布的葬礼简化礼仪，标志着教皇传统的重大转变。在教皇方济各采用的新的礼仪规范之下，他将被安葬在一个镀锌的木制棺材中。有别于传统上为教皇准备的三层棺材（木头、铅和柏木）。新的规定还禁止将钱和官方文件等私人物品放入棺材中。

历任教皇过世之后，遗体通常会被放在豪华高台上被瞻仰。教皇方济各则宣布：自己的遗体将放在一个敞开的棺木中而不是高台上。瞻仰地址则是圣彼得大教堂。方济各将罗马圣母大殿选择为自己的安葬地点，从而将成为100多年来首位被安葬在梵蒂冈以外的教皇。再一次显现了他的不同之处。那是他在国际旅行前后经常去祈祷的地方。